转自经济观察报：在股市中，你凭什么获利（有改动）

《随即致富的傻瓜》，【美】纳西姆·塔勒布

 

在过去一年中,中国股市快速上涨.无数的人看到自己的股票资产翻番,按一本杂志的说法是,"人人都是股神'.中国经济前景依然乐观,股票市场还有巨大的成长空间,但现在市场中的"股神"恐怕 不少是纳西姆.塔勒布所 说的"幸运的傻瓜",能给他们的最好忠告是古希腊立法者梭伦的一句哲言:

"我们不能因为眼前的享乐而狂妄自大,或者赞美稍纵即逝的幸福快乐.世事难料,未来变幻莫测.只有承蒙上苍垂怜从此能幸福以终的人,我们才能称之为幸福快乐。"

也就是说,在没有看到最终结果之前,我们不知道所做的投资是不是对的.你的获利可能不过是随机,靠运气,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你在未来可能因为随机再失去一切。他讨论的是这样的一些事：“分明靠运气，却被误认为是凭非运气才完成的事；分明是随机现象，却被误认为是非随机性。”

塔勒布认为生活的真相比较接近于俄罗斯转盘游戏：一把左轮手枪，可装6发子弹的弹夹只装一颗子弹。然后对准你的头扣动扳机。每次扣动扳机有一段历史，因而有六段历史。赢了你拿到1000万美元，输了你失去生命。问题是，我们只能看到一段历史，看不到其它五段历史。让塔勒布愤怒的是，一些白痴记者只看到赢了的那批人。

塔勒布更认为，现实生活是个更邪恶的俄罗斯转盘，因为他的弹夹可以装几百、几千发子弹。在几十次之后，我们可能忘记里面还有一颗子弹。他提醒人们，不要为了一千万美元去玩俄罗斯转盘。推而广之就是说：“历史存在着多种可能性，我们不能被历史的一小段过程所迷惑，而要在较大尺度的历史范围内考察一切。”

我们生活在随机性的世界里，这是塔勒布的提醒。至于如何应对之道，就是别被过去束缚住，他引用1968年巴黎学生的口号，“我们要求自相矛盾的权力！”。他也赞扬索罗斯，认为他的长处之一就是以相当快的速度修正自己的意见，一点也不觉得难堪。

在随机性的世界中知道自己是傻子、什么也不懂，我们不需要觉得难堪，因为诚如塔勒布所说，“很少人晓得这件事”，机会就隐藏在这里面。每个人都是被随机性愚弄的傻瓜（Fooled by randomness)，差别在于你知道不知道。

可能有的朋友已看过，但的确是好文，再看一次也是一件好事。

“注意你的思想，它会变成你的（言论）行动；注意你的（言论）行动，它会变成你的习惯；注意你的习惯，它会变成你的性格。 ” 

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有很多败仗都是输得糊里糊涂，从战略战术上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的败局。但1947年5月间的孟良崮战役，却是一场双方的战略意图及战术方案都已互相明明白白的硬仗，双方的主将也都是指挥高手，没有哪一方是糊涂虫；而从整体兵力上看，当时，国军有24个整编师（有的师相当于军建制）共45万人，比在山东的解放军多十几万人，且装备精良弹药充足，还有坦克与飞机助阵。但，孟良崮一役，国军却仍败于解放军，其精锐之师整编第七十四师遭全军覆没。

1947年4、5月间，国民党45万大军，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统率，一字儿摆开，步步为营，稳打稳扎，向山东的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解放军（九个纵队、一个地方军区共27万人）推进，意欲将陈、粟部逼至胶东海边，先予以包围，尔后相机剿灭。为了打破国军的进攻，避免被围歼的危险，并且打击一下因国军占椐了延安而生的嚣张气焰，华东解放军副司令、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第一主将粟裕，策划了几次部队调动，以寻求战机。最后，决定了“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战略，即全力围歼敌之精锐、王牌的第七十四师，从而既能威震对方，又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撕开敌人的合围圈。

当解放军在正面以五个纵队即以十多万兵力对国军第七十四师施实围攻，以四个纵队分别从左、右隔开其与国军第八十三师、二十五师的接壤，再以一个纵队从后面堵住其退路时，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很快就明白了粟裕要围歼自已的计谋。不过，此时解放军对其虽已有合围之势，但，张灵甫凭其七十四师32000人的兵力及该师丰富的作战经验，他只要向左或右方转进，便可与国军八十三师或二十五师靠近会合，因他与这二个师都只相距10多公里。一旦与其中一支会合，张灵甫的危险便会解除，粟裕指挥的解放军便不是那么容易能围歼七十四师了。更何况，国军45万兵力大部就都在周边100多公里范围内，随时都会开了过来。

然而，对党国颇为忠心且尽职军旅的张灵甫不但没有迅速撤离，面对险情，他反而作出了“将计就计”的决策，将部队拉上了就近的孟良崮山麓，主动让解放军来包围自已，从而，使自已的七十四师做一个“钓饵”，在解放军十多万兵力围住他的同时，周边的40多万国军则有了从外面又反包围解放军的机会。张灵甫相信，周边几十万国军，近则只有10来公里，远也不过100多公里，他们开到这孟良崮，最多不过是半天、一天的时间。而凭七十四师的强大军事实力与孟良崮的险要山势，他张灵甫在此坚守一天二天都不成问题的。他认为，只要四面的国军一围过来，他的七十四师不但能解围，而更能实行“中心开花”的效果，使国军创造出在孟良崮围歼陈毅、粟裕的华东解放军的大捷奇迹。

确实，张灵甫将部队一拉上孟良崮，国共双方的主帅主将便一下子明白了此时战役性质的重大变化及其意义。
蒋介石立马知道了张灵甫的用意，看清了这个歼灭陈毅粟裕统率的华东解放军的机会（因为平日国军想找解放军决战，却往往找不到解放军主力），连忙飞到徐州，亲自敦促顾祝同赶紧指挥各路国军开往孟良崮，对解放军实施反包围。

而陈毅、粟裕呢？原想在运动中歼灭七十四师，却没料到张灵甫主动受围，还上了孟良崮，坚守待援。
危险与战机同时产生。
摆在华东解放军面前便一下子只有两种结局了：不是赶紧消灭七十四师，就是被七十四师粘往，反遭周边围过来的40多万国军的重创。

战况到了这个阶段，在孟良崮，虽说华东解放军对张灵甫的七十四师握有了绝对兵力优势，但从整个山东战局来看，40多万国军却正在获得一个战机优势。

进攻张灵甫的战斗是在5月13日下午七时开始打响的。经过14、15日两天的生死激战，虽攻下了孟良崮一旁的几个小山头，但张灵甫的主力尚在顽守主峰，战斗仍进行得异常惨烈，方圆仅1·5平方公里的孟良崮，已躺下了数以万计血肉模糊的尸体。而攻山的解放军各纵队的伤亡也相当大了（此战役解放军共伤亡12000人），并且弹药补充都出现了困难。加之，周边国军向孟良崮进发的情况，也令军心很有些紧张。因此，华东解放军总部与下属纵队有些指挥员提出：久攻不下，又是如此境况了，是否忍痛从孟良崮撒退，以保大军不落入周边国军的包围圈？

亲处前线指挥所进行指挥的粟裕，自然透彻明白当前战势的严峻：获胜与战败这两种可能，都已接近了胜负概率的临界线，此时，唯一能让战局偏向胜利或失败的因素，就是对战双方的军心了，而其中最重要的却又是指挥官们的决战信心与指挥效率。
于是，粟裕下令：任何人不得言撤退！（陈毅也宣布了追究失职者责任的“撤职、查办、杀头”的三大战场纪律）并严令各纵队务必不顾一切牺牲，限在24小时内攻上孟良崮，歼灭七十四师；各纵队伤亡多少人，战役结束后，保证给予补足建制；同时，打破解放军历来只在夜里打大仗的传统（为躲藏敌飞机、坦克），16日白天也继续进攻，直至于16日下午三时完全攻占孟良崮主峰，击毙张灵甫。

而向孟良崮进军的国军呢？
只到16日下午七十四师被消灭、张灵甫阵亡之时，除了国军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为着逃避蒋介石指责其援张不力，象征性的派了一个连，带着报话机躲在孟良崮附近一个山洞中，蒙骗张灵甫谎称他们“来援救”了外，整个孟良崮就再没有其他国军的影子了。张灵甫按常理推断，只要他坚守一、二天，周边国军是无论如何都能开进来的，他也的确死守了近三天。然而，可悲的是，就是他守到第三天，不说远处的国军磨磨赠赠而没有开到，就是近在咫尺（不到5公里）的“战友”八十三师与二十五师都没有赶到位，从而使解放军不仅有时间攻上孟良崮全歼七十四师主力，而且还有时间在已撤出战场后，因清点被歼的敌人人数不够32000人（七十四师兵员数），又重返战场，再抓获躲藏的敌散兵7000余人。然后，解放军才浩浩荡荡从容撤走。

一场双方原本都有资格可能获胜、或都有危险可能战败，而在战机上双方又几近相同的战役，终于，以陈毅、粟裕赢得胜利、张灵甫则惨遭失败身亡而记入史册。

历史已被铸就，人们不由自主创造自已新的历史画页的活动，却永不会停止。今天，从孟良崮战役那陈旧的往事中，我们是不是可以领悟些什么有益的东西呢？

至少有这么三点吧：

（一）真正去做一件大事，而不是仅仅说说而已的话，计谋、战略、策划类层次东西，常常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做”或“实行”的效率才是第一位的。

这里，并非否定计谋、战略、策划这一类高级智力活动及其成果的重要，相反，任何大的事业的成功，都要起始于计谋、战略、策划，都是离不开计谋、战略、策划。

之所以说它们常常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其有二层意思：

第一，一般来讲，真正想干大事的人，基本上都属于高智商群体。对于高智商的人来讲，基本都会拥有干某大事所需的有关文化与知识。因而，在高智商群体中，谁拥有这些有关文化与知识，并不能构成他的一种特别优势。因此，这些高智商的人们之间的较量、比斗、竟争，都不会是在来源于有关文化与知识的计谋、战略、策划等方面，而只会是如何有效地实施这些计谋、战略、策划了。

当张灵甫将他的部队拉上孟良崮之际，不仅陈毅、粟裕顿时明白了张的战略意图，就是远在南京的蒋委员长也一下子懂得了此举的深谋大计。然而，决定胜负结局的却不是张灵甫“将计”而来的妙策。

当然，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弱智者，那么你的高智商派生出来的计谋、战略、策划，相当多的时侯则会起获胜的关健作用。不过，在能有成千百万的人（包括来自山沟里的青年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今天，在知识的传播快得令人目不暇接、信息量也如海如洋之际，尤其在已进入市场竟争机制社会的今天，你最好是认为：没有人的智商会比你低！这才会使你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任何聪明的计谋、战略、策划、理论，都不能孤立地来评价其正确与否，而必须将它放到它所要发挥作用的整体范围中去考察，才能决定其高明与否。

有些计谋、战略、策划、理论在局部时、或在纯理论推断时、或在某一段时期时，是正确无比的。但若将它投放到某一个周期较长的很大的实践领域中，可能就显出了它的片面、甚至是错误。例如，高智力集中的电脑软件业的企业，常常能获得超常的暴利与超常的发展，这无疑是这些企业的CEO们，在其包括产品价格等企业决策上的正确。然而，这些CEO们的正确决策却绝不是可以照搬到所有企业、尤其是照搬到那些规模巨大的传统产业的企业中去的。若照搬，结果就只能是失败者为多。

张灵甫在孟良崮将计就计而布下的“中心开花”战术，从军事理论上说，应该还是很不错的。只是他没有想想，他这一战术在当时国民党派系林立、各军师主官心目中都以保存实力为上、而蒋委员长的权威对战场上的将领常常鞭长莫及无可奈何的大环境下，会能有什么正确的获胜结局吗？

前段，有些经济学家对深沪股市发表了很多指责性论述，仅从他们的论述本身来看，当然是正确无比。但，若想想中国目前的整体情况与深沪股市发展的历史，那么，他们的指责性论述是否正确，显然就得打上问号了。

（二）一个人的性格，的的确确是决定他能否做成一件大事（或也包括不大不小的事？）的关健。
“性格决定命运”一话是培根说的。说了几百年了，看来还真是颠补不破的大真理！

对有些事情，尤其是对人们较大的社会活动中的某些问题，如仅在理论层面上来争争议议，不是往往分不清高下，或就是常常让能说会道善写的人占了便宜。这，在古代已有纸上谈兵的赵括与当代的各种大学生辩论会，做了此理的根椐。

然而，事情若一进入到实践的层次，仅凭理论的武器，就往往会显出它的苍白与底气不足，而很大程度上会让“性格”高居行事的首位。很多的事，并非理论的错误，而实实在在是人们没有做好它。很多明明都懂得了的东西，在实践中，人们就是不能或不敢照“理论”行事。

为什么不能或不敢按本认为是正确的理论行事了呢？
害怕出错。
因为，理论一进入实践，它就不再是孤立的一种“理论”了，而将有无数的其它因素伴随着它，去影响实施这种理论的人，从而使他会处于茫然之态，并再无纯执理论时的潇洒、坚定。

所谓性格，其实，就是人们的人生经验被锻炼、凝变后成为的某种下意识的习惯行事本能。

华东解放军总部及下属纵队的某些司令们，虽然都身经百战也各具特长，但是能象粟裕那样做到，面对泰山崩裂压顶而仍能沉着行事者，却不多有。连陈毅在战役结束后，都坦白地说：“打张灵甫这三天，我的脑子简直要被压碎了！以后儿子长大了，不能让他带兵，这不是人干的。”
如果不是极具大将风度的粟裕，在最后一天以钢铁般意志指挥着战役的继续进行，孟良崮战史与张灵甫的命运，可能就会是另外的模样了。
“性格决定了命运”的真理，在这里已被典型的诠释。

在激烈博奕的股市，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对某一只飚升猛涨了的股票，你明明早在其启动之时就已经分析得知其上涨的概率极大，但你却偏偏不敢买入它，而只留下日后的遗憾；对某一只你已赚了钱、而其走势已露“头部”之态时，你却往往仍对其依依不舍，不能果断卖出，导致结局反赢为亏。
这是为什么？
显然，不是股市知识的障碍所致，也不是操作技能的缺乏造成。
有人说，是因为“怕”，因为“贪”。而这股市中的“怕”与“贪”又是人的什么东西呢？不就是性格吗！

所以，我们切切要听从培根的告戒：注意你的性格，它将决定你的命运。

虽然古人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这只是说它“改”的艰难罢了，人的性格并非绝对一成也不变的。因为，除了人体内的某些物质能先天的决定人的某种程度的个人性格之外，大量的后天因素更决定了人的独特性格。
对此，请参考培根关于性格的另一段论述：注意你的思想，它会变成你的（言论）行动；注意你的（言论）行动，它会变成你的习惯；注意你的习惯，它会变成你的性格。

（三）千万不要将自已的命运，寄托于那些自已无法控制、而其变数又很大的因素。
一个人工作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当然不可能只单枪匹马闯天下，真当一个孤家寡人，你总得有自已的朋友、同事、亲人，还有上级。你要做成一件稍大点的事，虽然自力更生是你的主要基调，但也不可能不依靠他人与外界的帮助。此条，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公理。

但，依靠旁人的帮助来发展自已的事业，那“依靠”的范围实际是有个“度”的。
这“度”就是：
第一，要么你能控制住那主观或客观在帮助你的因素，使其不能随意中断你对它的依靠与信赖；
第二，要么那些能帮助你的因素，本来就具有很强的全面长期的稳定性，并不会因你没有掌握它而发生改变。

上述第二个“度”，我们都经常感受而且还永远能感受到。例如，氧气，是我们生命不可缺少的东西，不依赖它，生命就无法维持。但除了你爬上了几千米的高原，在平日，我们是不需另备氧气，而完全可以依赖大气中天然存在的氧的。对于这个“依靠”，我们不用控制它，它也会帮助我们的。

对上述这第一个“度”，我们可就要注意、重视与警惕了。
张灵甫没有想清这一点，他也就栽倒在这一点上了。

张灵甫以自我牺牲之态主动让其32000人马受解放军来围攻，他那战术的整个核心要求，就是寄希望于其他40多万国军能迅速也围攻过来，从而不仅使他的七十四师可轻易解围，更能使国军获得一次消灭解放军的大捷。因此，张灵甫此役的成功与否，主要不在于他及其七十四师奋斗得如何，而在于他那些不受他控制的因素能不能实现，即那40些多万国军会不会开过来。结果，一旦用于反包围的“自已的国军兄弟”不到位，张灵甫本人及其战术便只有死路一条。

平常，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气愤万分地抱怨，他被或朋友或同事或同学或亲戚、甚至被上级“给出卖”了，他帮人家过了河，人家过河后却将桥给拆了。出卖他、过河后拆了桥的人，并不一定就是人品大有问题，而往往是或自私些，或因某种急情而只顾及自已去了。但，无论是哪种动机的出卖、拆桥，对他的工作事业命运都已造成打击与损失。
经常有些企业家与人联手进行某项目时，中途，合作者突然退出，结果导致不仅所合作的项目半途而废，更使这些企业家损失惨重。

这一类经常出现的痛心之事，虽然责任大都在对方，但从举措方面来讲，你将自已的工作事业命运的成功，系于那不受你或事业本身控制的对方因素身上，不就是从一开始，你便立于了危墙之下吗？

为什么任何合作，不论对方是多么好的朋友同学亲戚，都要事先莶定法律性的合同、协议？
为什么你借钱给别人，不论对方是多么好的朋友同学亲戚，都必须要硬着头皮让他给你出具借款条？
为什么你做的很多重大事情，在事前，必须连对自已最好的朋友同学亲戚都应该保密？
。。。。。。
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你的工作事业命运不致被那些你无法控制的因素搞坏，或者使你能通过法律等手段的压力相对稳定那些有可能出变数的因素啊！

如果我们的工作事业命运是因为自已的努力不够，或是因为某一大环境条件太差，而导致了失败，对此，我们应该认栽，并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以后努力再战就是。
但，如果我们的工作事业命运是因为别人的错误，而造成了悲惨结局，那么，我们则要先煽自已几个大耳光，再说下文。

            4月5日，荷兰海牙地区检察机关公布最终报告，确认3月11日在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的前南联盟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为自然死亡，死因是心肌梗塞。
      盖棺定论，米洛舍维奇的政治生命成了议论的焦点。人们对米氏的评价明显两极化：有人说他是推行恐怖专制的独裁暴君，“巴尔干屠夫”，死有余辜的战争罪犯；有人却称赞他是“最后一个伟大的布尔什维克”。我国一本流传颇广的米氏传记称他“对南共表现出少有的忠诚与坚定”，作为“欧洲最后一个拒不归顺的布尔什维克”，成为西方的眼中钉。
      对米洛舍维奇的前一类评价，流行于西欧和塞尔维亚本部以外的前南地区。前南境内的非塞族人把米氏斥为屠夫是不难理解的。不过，米洛舍维奇对塞尔维亚本部的统治固然专制，但与真正的独裁暴君如萨达姆之流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米洛舍维奇时代虽然有压制、有政治舞弊、甚至有“红色贝雷帽”（政治秘密警察）的暗杀，但一直存在多党制。政治自由在米氏时代是多和少的问题，在铁托时代则是有与无的问题（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比苏联集团国家还要开明些）。所以，把米氏看成斯大林式的人物是很不准确的。
      但从总体上讲，米洛舍维奇与上世纪90年代的许多东欧国家领导人一样，属于推动“剧变”的人物。说他“坚定地忠诚于南共”简直是笑话。今天在其祖国，米氏的支持者会称赞他忠于塞尔维亚，但要说他忠于南斯拉夫（指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而非“前南”解体后的小“南联盟”），那就如同说叶利钦忠于前苏联一样滑稽。而把他描绘成“拒不归顺的布尔什维克”，大概只是一些人闭目塞听之下的遐想。

“铁托传统”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对立

      按欧洲的普遍标准，米氏可以算是专制者，但他并不是因此被关押在海牙的。他被指控制造了“种族清洗”和种族屠杀，而另一些人则赞扬他是塞尔维亚的“民族英雄”。可见无论褒贬，其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是人们评论的主要对象。
      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政治光谱。在当代中国与俄罗斯，民族主义或许使人产生“左”的联想。但在绝大多数东欧国家，由于“剧变”前的体制基本是“二战”后苏联军事占领状态下从俄国人那里移植的，因此那里的民族主义一般都具有反苏联霸权、反苏式体制的诉求，通常都属于“右派”，是推动“剧变”的力量之一。
      南斯拉夫的情况稍有不同。虽然南共也曾是“共产国际支部”，但后来被斯大林从自己的阵营中革除。“二战”时苏军也曾入南，铁托时代说南共完全是自己打天下，未免言过其实，但比起完全由苏军“解放”的一些东欧国家，南共还是有自己的“本钱”。在战后初期的东欧，铁托原来是移植苏式体制的最积极者，但与斯大林闹翻后，他逐步摸索出独特的“自治社会主义”模式。在与苏联抗衡时，铁托是高举独立、主权这类民族主义大旗的。
      问题在于，铁托的民族主义是“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而不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这两者不仅有区别，而且在铁托时代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立的。虽然作为“老大民族”，塞尔维亚在前南斯拉夫的地位与俄罗斯在前苏联的地位有点类似，两个联邦也曾长期由非“老大”出身的领袖（克罗地亚人铁托与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当家。但不同的是，塞尔维亚族（占解体前南总人口三分之一强）不像俄罗斯族（占前苏联人口一半多）那样在联邦中占有人口优势和经济文化优势。前苏联继承的是俄罗斯历史上长期扩张形成的沙皇帝国，塞尔维亚民族虽然勇敢好战，毕竟太过弱小，它的地位多是靠国际政治下的列强博弈来确定。19世纪塞尔维亚的立国，是列强瓜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柏林会议确定的，以塞尔维亚王室为首的多民族南斯拉夫国家又是凡尔赛会议所造就——这次会议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瓜分战败的奥匈帝国。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形成的南斯拉夫内部的塞族霸权，其基础更为脆弱，更易为其他民族所不服。
      更重要的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传统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传统在历史上的冲突，远比苏联共产主义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冲突严重。
      在苏俄历史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传统以及革命者中比重很大的犹太成分，也曾经与俄罗斯民族主义产生矛盾，“一战”时期列宁主张的“使本国政府战败”当时更被其政敌斥为俄奸，但布尔什维克夺权后很快转向“革命护国主义”，苏俄事业的主体基本上还是俄罗斯人，东正教的“第三罗马”传统与“第三国际”意识形态也有更多的同构性，于是早期犹太革命家群体在苏联前期很快就被清洗，“二战”前后俄罗斯民族主义或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已融入苏共的意识形态主旋律。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在支持大俄罗斯思想和镇压非俄民族主义、包括格鲁吉亚民族主义方面比俄罗斯人还极端。苏联末期推动变革的是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非俄罗斯各族的民族主义，基本上看不到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作用，像日里诺夫斯基那样的俄罗斯非共民族主义也成不了大气候。
      南斯拉夫则大不一样。战前塞尔维亚人与以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主要是阿尔巴尼亚人）为主的其他民族矛盾极其尖锐，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南共则是坚决反民族主义、尤其是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其领袖铁托在“一战”时作为奥属克罗地亚人还曾加入奥匈帝国军队对塞尔维亚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南斯拉夫发生极端惨烈的民族仇杀，当时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组织“乌斯塔沙”亲德，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组织“第二普里兹伦同盟”亲意，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代表则是“切特尼克”（塞语“义勇军”），它支持流亡英国的战前南斯拉夫王国塞尔维亚王室，属于反法西斯盟国阵营，但它与克族、阿族和南共武装都誓不两立，结下血仇。而南共战士虽以塞尔维亚（当时南各族中传统上最反德的民族）人居多，其最高领导层却绝大部分是非塞族的国际主义共产党人，包括铁托、卡德尔(斯洛文尼亚人)、德热拉斯(黑山人)、兰科维奇(塞尔维亚人)与巴卡里奇(克罗地亚人)等，其中只有兰科维奇一人是塞族。在战争期间南共武装虽然与上述所有各族民族主义组织都敌对，但亲德意的克族阿族组织随德意垮台而自然解决，与切特尼克的冲突却因在反法西斯阵营中争夺“正统”而持续最久、流血最多，最后以切特尼克首领米哈伊洛维奇1946年被南共政权处决而告终。
      可想而知，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战后南共政权根本不同于由传统塞尔维亚王室统治的南斯拉夫王国。战后南斯拉夫联邦没有像其他东欧国家那样保留非共反法西斯政党并实行多党合作统一战线，而是立即实行南共的一党制，主要原因就是为彻底消灭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组织——当时其他民族的主要组织都因亲德意而已经消失。后来铁托与斯大林闹翻，南苏矛盾一直大于南与西方的矛盾，“情报局分子”成为那时首要的“内奸”，传统上亲俄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因此也更受猜忌。
      因此，铁托时代南斯拉夫虽然既打击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也打击其他各族的民族主义，但总的来讲是重在前者。战后南共五人领导核心中，后来倒台的恰恰是来自塞尔维亚与黑山的两位。其中黑山人德热拉斯是因为“自由化”，而塞尔维亚人兰科维奇正是因为塞族民族主义。尤其是1966年起对兰科维奇集团“中央集权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十分严厉，其影响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据说有4万塞族干部因此被整肃。
      在制度上，铁托时代也作了有利于抑制塞族强权的(或用塞民族主义者的话说是“压塞尔维亚”的)安排。例如：在历史上首次承认“讲塞尔维亚语的穆斯林”为另一民族(穆斯林人，或称波斯尼亚人)，并据此建立了波黑共和国；首次承认过去所谓“塞尔维亚语的马其顿方言”为另一语言(马其顿语)，并据此确认马其顿民族和建立了马其顿共和国。这样，就使联邦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为缩小，不仅小于“南斯拉夫王国”中的塞尔维亚，而且也小于“一战”前未有南斯拉夫时的塞尔维亚王国。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立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两个“自治省”，并授予其与塞尔维亚几乎平起平坐的“联邦主体”地位——除去这两省之后的“塞尔维亚本部”，就已经退回到1878年柏林会议确定的塞国独立时版图内了。
      除了从塞族中划出新民族、缩小其版图以外，铁托还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南斯拉夫族”，鼓励人们放弃原有族群认同而去改宗这一新的群体。到1981年，人口调查中填报这个“新民族”的已达121万人，占全南人口5.4％。人们不能设想苏联会设立俄罗斯族以外的“苏联族”，铁托时代这样做，明显是要把“南斯拉夫”认同与塞尔维亚认同分开。经过这种种措施，塞尔维亚人的认同不断弱化。战前南斯拉夫王国时塞尔维亚人（当时马其顿人与波斯尼亚人都算塞尔维亚人）占绝对优势，而到1961年全南人口中自认塞尔维亚人的只占42.1%，到1981年更降为36.3％。
      铁托时代的这些做法，对于压抑战前南斯拉夫严重的塞族强权、维护民族平等和联邦稳定起了作用，但是在一些民族情绪强烈的塞尔维亚人中却积累了很大不满。1980年铁托去世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出现反弹。1981年5月，塞政府在清洗科索沃党政领导层时开始大反“联邦主义”，攻击阿族人自以为是、联邦成员不把塞尔维亚放在眼里。显然，一些塞尔维亚人对非塞族拿联邦大旗作虎皮来“压”塞族积怨已久。米洛舍维奇就是这些人的代表。

米洛舍维奇与斯坦鲍利奇

 
      出生于1941年的米洛舍维奇的父母，都是铁托时代的牺牲品——他的父亲斯维托查·米洛舍维奇是一位东正教神职人员，1945年南共在贝尔格莱德掌权不久，他便离开自己在首都郊区的家庭而独自隐居到黑山，1962年在那里自杀身亡；米氏的母亲是小学教师、共产党人，于1974年也自杀而亡。没有资料解释她自杀的原因，但该年正是南共清洗塞尔维亚干部的潮头。一些塞族人说是铁托的政策使他们家破人亡，米洛舍维奇自己倒没这样说，但他多次提到，家庭的不幸对他的人生道路有着重大影响。
      虽然如此，父母的不幸似乎并没有影响他从铁托时代开始从政。在讲究人事背景的政治格局中，米洛舍维奇本来并没有“出身”优势，但他的妻子米拉·马尔科维奇却出身名门并与党内高层很熟。通过她的介绍，米洛舍维奇得到了伊万·斯坦鲍利奇的赏识。
      斯坦鲍利奇只比米洛舍维奇长5岁，但政治上绝对是米洛舍维奇的教父。他的叔父皮塔·斯坦鲍利奇是铁托的老战友、战时任塞尔维亚人民解放军司令员，铁托死后曾继任南联邦主席团主席，属于最有权势者之列。小斯坦鲍利奇作为“太子党”也是“铁托身边的人”。但他与当时许多塞尔维亚干部一样，对铁托过分约束塞尔维亚的政策颇有意见，因此与米洛舍维奇一见如故，引为知己。
      此后20多年间，米洛舍维奇一直追随斯坦鲍利奇。米氏每次升迁，几乎都有斯坦鲍利奇力排众议的引荐，而斯坦鲍利奇则多次把自己升迁后留下的位置交由米洛舍维奇接任。斯坦鲍利奇担任察尔石油化工公司党委书记，他把米洛舍维奇召到该公司。斯坦鲍利奇升任塞尔维亚共和国计划与经济委员会主席时，米洛舍维奇便接掌察尔公司。斯坦鲍利奇调任南斯拉夫最大的国家银行任行长时，米洛舍维奇再次来到他身边。斯坦鲍利奇当了贝尔格莱德市委书记，便推荐米洛舍维奇当贝尔格莱德银行联合会主席。1984年斯坦鲍利奇再升塞尔维亚共盟中央主席，他又荐举米洛舍维奇接替首都市委书记的位置。1986年5月，斯坦鲍利奇改任塞尔维亚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即共和国总统）——他一生最后一个高位时，又把塞尔维亚共盟主席的交椅交给了米洛舍维奇。最后，他的塞尔维亚总统位置也由米洛舍维奇接任了。——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不再是他引荐米洛舍维奇，而是米洛舍维奇借助街头的“大民主”把他赶下了台。
      事实上，尽管米洛舍维奇富有演说才能与政治魅力，但因作风粗暴得罪了不少人，更由于他在民族问题上越来越出格的言论屡屡使铁托传统制度机器大惊失色，因此他的最后几次体制内的升迁，阻力非常大。尤其是1986年米洛舍维奇当选塞尔维亚共盟主席的大会上，米氏开始时曾遭到多数与会者的反对，是斯坦鲍利奇以前任主席的身份“连续三天作了筋疲力尽的说服工作”，才使米洛舍维奇在这次据说是“塞尔维亚共产党历史上最紧绷的选举”中以微弱多数勉强过关。
      然而，这是米洛舍维奇最后一次求助于斯坦鲍利奇了。仅仅两年后，斯坦鲍利奇就领教了米洛舍维奇“用‘内情外泄’、发动场外示威的手法在许多高层会议上发动‘突然袭击’”的厉害。他与“挑选接班人”游戏的许多失败者一样，尝到了“猫儿对虎把道教，虎儿得道反咬猫”的苦果。
      原来，作为塞尔维亚领导人，斯坦鲍利奇虽然对铁托时代“自治省”权利过大有所不满，但作为米氏后来抨击的铁托时代“机关权势分子中的遗老”，他基本上还是希望在铁托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而不打算搞他斥之为“再版的切特尼克政策”的大塞尔维亚极端主义。在实际政策上，早在铁托去世不久的1982年，他就提出要保护科索沃塞族与黑山族居民的合法权利，并表示不害怕为此被对手扣上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帽子。此后他又在1986年南共联盟十三大上率先提出修宪建议，按照他的想法，“科索沃自治权过大”的问题可以在协商的基础上先在塞尔维亚议会形成决议，提请联邦议会修改宪法的有关条款，即通过合乎法理的渐进改革方式来解决。但他反对抛开联邦由塞尔维亚擅自取消科索沃自治，尤其反对把当时正在兴起的民主化潮流引向极端民族主义的群众性歇斯底里，以免导致铁托遗产的彻底丧失。
      而米洛舍维奇想的却是借助塞族人对铁托民族政策的不满发动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不但彻底压服（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和（伏伊伏丁纳的）匈牙利人，还可以顺势把共和国高层那些“因循守旧的老官僚”和“软弱的机关权势分子”一锅端了，来个政治大换血，进而发动塞族“改造”联邦，清除“袒护”非塞族的领导层，从而使塞尔维亚人对下可以摆平科索沃，对上可以控制联邦，在全南斯拉夫“当家作主”。凭借如此功劳，他也可以赢得塞族人的喝彩，从而在即将到来的民主化潮流中顶住自由派的压力而占据主动。这种实质上是颠覆铁托体制的大塞尔维亚主义“革命”，当然是斯坦鲍利奇无法容忍的。这对20多年师徒与朋友的反目成仇，最终不可避免。
      1987年冬，科索沃再次发生塞阿两族冲突，斯坦鲍利奇向联邦建议让米洛舍维奇前去做安抚和调停工作。没想到米洛舍维奇到了科索沃，却在塞族大会上发表了震惊全国的“科索沃波列演说”。他批评过去联邦压制塞族偏袒阿族，并表示将发动全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来声援科索沃塞族的反自治斗争，“塞尔维亚人再也不会被别人打败，他们将打败别人！”
      米洛舍维奇的作为使许多高层人士怒不可遏。于是在塞尔维亚共盟八中全会上，以贝尔格莱德市委书记德拉吉萨·帕夫洛维奇为代表的不少人指责米洛舍维奇“轻率许诺激进的解决办法”。米洛舍维奇则骂帕夫洛维奇软弱，要求撤帕的职。斯坦鲍利奇这时破天荒地第一次没有支持米洛舍维奇，而是对两人进行调解。但自认为羽翼已丰的米洛舍维奇这次不依不饶，在连续30个小时的会议上没有占到便宜后，竟然让人在电视台上广播了会议发生分歧的消息，号召塞尔维亚人起来抗议把他们的利益“出卖给阿尔巴尼亚人”的官僚们。结果在示威群众包围下，会议被迫罢免了帕夫洛维奇，几天后斯坦鲍利奇也被迫辞职。
      这场近似政变的“逼宫”闹剧后，斯坦鲍利奇与米洛舍维奇的关系彻底破裂。眼看米洛舍维奇的政策把国家拖入深渊，斯坦鲍利奇逐渐由沉默变为米氏的坚决反对派。十多年前声称不怕被对手说成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他，现在公开宣布自己是“反民族主义者”。他在贝尔格莱德组织反战团体，谴责塞族武装的暴行。更为轰动的是在波黑战争期间，斯坦鲍利奇不顾风险，出现在塞族武装包围与轰击中的危城萨拉热窝，对波斯尼亚人民表示声援。他被暗杀后，著名学者康斯坦丁诺维奇著文悼念：“感谢这位塞尔维亚贤人，伊万的血与斯雷布雷尼察（按：惨遭塞军屠城的波黑城市）儿童的血流在了一起，与武科瓦尔和萨拉热窝被狙击手打死的孩子们的血流在了一起，伊万在这些孩子们中，伊万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都是民族的孩子！”
      1995年，斯坦鲍利奇曾出版《走向绝境》一书，他不但严厉抨击米洛舍维奇的几乎一切的作为，也谴责米氏的反对派阵营中那些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只是把米氏当作“前共产党人”来反的人。斯坦鲍利奇说他的使命是要告诉塞尔维亚人民：“在米洛舍维奇之前，有一个完全别样的塞尔维亚”，那就是铁托的南斯拉夫联邦中和平和繁荣的塞尔维亚。这些话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老共产党人对米洛舍维奇断送“铁托遗产”的痛惜。但他也谈到：正是因为旧体制缺少合理的政治结构，才使铁托的一些错误无法纠正；人治式的推荐干部（例如他自己对米洛舍维奇的推荐）之弊，导致不负责任的野心家上台；正常的代议制和宪政程序欠缺，使得公众在被迫沉默和被利用的歇斯底里之间陷入怪圈。
      2000年大选前，对米洛舍维奇和“那些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只是把米氏当作‘前共产党人’来反的人”都极为不满的斯坦鲍利奇一度计划出山参选。他胜出的机会虽不大，但作为左派候选人会有效地分掉一部分社会党的选票，对米洛舍维奇很不利。于是就在后来导致米洛舍维奇下台的这次大选前一个月，斯坦鲍利奇神秘失踪。有人看到他被“红色贝雷帽”绑架。3年后他的遗体被发现，绑架、杀害他的秘密警察供出米洛舍维奇夫妇。这时米洛舍维奇已经下台并被海牙国际刑庭关押，塞尔维亚法院遂传讯米氏夫人米拉·马尔科维奇，后者逃亡莫斯科至今，以至无法参加此次在塞尔维亚举行的米氏葬礼。在中国，一些同情米氏的网民对此十分不平。
      米拉·马尔科维奇不能参加丈夫的葬礼，当然很不幸，不过塞尔维亚舆论更多的却是另一种批评，即塞尔维亚现当局实际上无心追究此案，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传统制度中司空见惯的内部残杀，他们关心的只是米氏对非共人士的暗杀。如此看来，斯坦鲍利奇才真是冤透了。
      斯坦鲍利奇与米洛舍维奇这两位由友而仇的“冤家”，在前南解体后的政治风雨中都以悲剧告别了人生。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相会时，将如何了结那些恩怨呢？

2.75代手机（GPRS或CDMA 1X），GPRS传输的视频流量在100Kbps以内，CDMA 1X保持在150Kbps以内。TD-SCDMA、WCDMA和CDMA2000是3个3G技术标准。HSDPA被称为3.5G技术，其单个用户接入带宽已经可以最高达到10Mbps以上。日本最大的移动运营商NTT DoCoMo于2005年5月已开始对HSDPA进行试商用。北电和高通运用该技术实现的最新下载速度为7.2Mbps。

 

2005年以来，内地液晶面板生产投资全面开花。继京东方，上广电之后，江苏昆山的龙腾5代线预计2006年正式投产，山东东营的胜达6代线也已在筹建之中，深天马4.5代线也已正式落户上海浦东。

一条标准7代线的全部投资金额为40亿美元，等同于一个美军正常航母编队的费用。而大尺寸8代线以上的技术几乎被日韩所垄断。

7，8代大致为32-37寸。

 

自2002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已经上涨340%，金属铜价格上涨380%。铜近期价格升幅远远大于铜远期价格的升幅，反映了铜供求暂时失衡。原油的远期和短期价格却一直在平行上涨。

另一方面，观察埃克森-美孚和壳牌等石油巨头的公司市值，近几年的增长率远远小于它们石油储备量随远期价格增值的比率，这说明，市场认为未来石油成本将随石油价格同幅增加。

这种成本被认为是隐含的跨代能源成本，与今国际社会纷纷引入排放废气交易属于同一概念范畴。

综上，金属铜价格日后有望降至长期历史平均水平。原油小于50美金/桶的时代似乎已经成为了历史。

（解释一下排放废气交易。假设苏州地区排放SO2不得超过10吨/天，苏州地区除电厂外的SO2排放量为2吨/天。那么苏州地区电厂允许SO2排放量即为8吨/天。电厂平均SO2排放量为2吨/天，苏州地区一共有4个电厂，总量刚刚好。但是我厂技术比较落后，SO2排放量为3吨/天，A厂技术先进，SO2排放量为1吨/天。那么我厂就要向A厂购买SO2排放量指标，比如500RMB/吨，每天购买1吨。）

 

 

 

王立占，苏州人，近年成功建设了华东电器城、华东装饰城等楼盘，估计身价上亿。偶然看了些他的资料，觉得他的建设理念很值得借鉴。

 

大致如下。王买下一片地，计划做某类商品的集中批发零售，比如电器城就卖电器，装饰城就卖家具室内装潢等。地买好，楼造好，卖。有自己做生意的买，大多数买了店面出租。王规定一个出租价格，并规定一个波动范围，所有出租价格必须在这个范围内。价格和范围每年视市场情况做调整。并且规定店面出租必须经营计划的那种商品，比如电器城一楼的店面就一定要卖电器及相关，不可以卖手机电脑。

 

姑且不论这些规则在实际运作中如何实现，或者是否能够实现，仅就理论上做些分析。

 

王的理念是为了防止个体的短视自利，导致市场培育的失败，最终仅有最初的几个得利者，而绝大多数投资人包括自己受损失。看过一本书叫第5项修炼，开篇啰里啰唆讲透的啤酒例子就是典型。在普通自由状态下，可能有人要的租金比较高，而有的租户，就是真正卖商品的人，并不准确了解自己将来的收益，租了该较高租金的房子。只要有出租户能够收到这个水平的租金，其它出租户就会以该水平做参考要价。还有这样的情况，最初买店面的人，在房价上涨时卖房，房价高了，那么接手的出租户必然要的租金也高，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楼盘在陆续建造，市场还没有培育成熟的时期，接手的人不清楚将来出租的确切收益。总的趋势，租金偏高，租户少，地块内市场萧条，投资失败。如果不规定租户的经营范围，可能导致地块内商品杂乱无章，什么来钱快做什么，不成气候，也将导致地块内市场萧条，投资失败。

 

而按照王的理念设计，最初的几年要得租金相对很少，这部分出租户的损失，王代付，但是出租户必须遵守王的各种规定。当市场逐渐成熟，王定的租金相应提高。而如果出租户想把店面转手，这个转手价自然是王规定的租金的函数。王保证租户，就是真正卖东西的人有钱赚，保证市场兴旺，看上去开始少赚点，是为了往后大家都有赚，赚得多。整个过程中，大大降低了各方面的风险，规则王自己定，王自己得最大利。

 

再强调一句，分析仅就理论上，不考虑王规则的实际运作情况。比如租户与出租户私下商定出租价格，报给王虚假价格，或者王还有什么手段。

 

当然还是有风险。最大的风险在于在王的规则下，投则必然是一个长期合作的过程。所谓夜长梦多。按王的模式，收益将在3以后，5年以后才可能收益比较大，暴利基本不可能。其实3、5年也不算长，不过分散出租户的心理还是会很有压力。实惠还没有拿到，规则下自己又没有主动性，出个万一，比如王忽然归西，摊子大地块崩盘什么的。

 

一些联想。

我玩的两款网络游戏有合作方式的很好体现。仙境传说（RO），不算跑路时间的话，打BOSS快的话就1分钟，顶多3到5分钟，BT的阶段只要几秒（BOSS可以用秒杀……）。所以组队随时组随时退，无所谓。在魔兽世界里，下副本打ＢＯＳＳ至少要１小时，一般２个多小时。那么组队就是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常常夜里谁顶不住去睡觉了、白天谁有急事要走了、挂得次数多有人不干了，由于副本的难度和规则，组队只好解散，一无所获。

王的理念某种程度体现了民主和中央集权的区别。中央集权，头好大家好，头昏大家喝西北风。民主，可能导致混乱无序平庸。中国目前属于中央集权，我个人也觉得就中国的现状这个比较合适。中国宣传民主的时候，不要瞎凑热闹。

在蒸汽轮机中使用各种类型的阀门来控制和调节蒸汽进出汽轮机。一般这些阀门都是对压力和速度进行反应。

考虑汽轮机中使用的主要功能，它们能够以不同的目的进行分类。例如主截至阀、控制阀、截取阀、再热阀和进汽/抽汽阀引导蒸汽进入汽轮机，并在超速保护时切断蒸汽。这些阀门在启动和控制速度和负荷时有一些其他的特殊功能。

其他温度和压力的感应阀可以通过系统来分类，例如蒸汽密封、润滑油和液压系统。也有其他种类的阀门有其它功能例如排污阀、通风阀和换向阀。

所有蒸汽透平的蒸汽品质要求都是由饱和管路的盐份所决定的，大约在1800psi，蒸汽中的盐份就比较严重了，在900psi，蒸汽携带的盐份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来自锅炉的蒸汽和机械污染携带通过过热器、再热器和减温水都会使蒸汽污染现象发生。在蒸汽流道里，污染的沉淀会使蒸汽管路更加粗糙，并且会减小蒸汽的流通量。

因此，减小了蒸汽流量，也就减小了蒸汽透平的效率和生产，过多的沉淀也会直接影响到蒸汽透平的机械性能，在蒸汽透平中，大部分污染主要是氧化硅、硅酸盐、氧化铁和氧化铜，钙盐和镁盐、磷酸盐和硫酸盐和碳酸盐

当携带的侵蚀性盐的浓度相当大时，像氧化物、钠、钾、氢氧化物、有机酸和硫酸盐等，在设备中会产生腐蚀性的伤害，像斑点、腐蚀裂纹、腐蚀疲劳等。大部分对透明的腐蚀伤害物质是由直流锅炉和汽包锅炉在事故中或者是不正常的情况下提供的，列如，在直流锅炉中，汽包的高水位、漂浮物及蒸汽分离挡板的损坏都能增加大量的携带物，还有任何在凝汽器严重泄露的情况下，也能使氯化物进入透平，所以，为了避免以上情况，需要一直注意它们，像凝汽器的泄露、除盐水的质量和蒸汽的品质。蒸汽品质的监视通常跟化学运行的管理有关，特别是化学设备的性能和设备的可靠性，都有直接的关系。

基本上汽轮机所需要的就是一个蒸汽喷出的孔口或喷嘴，以及安装在叶轮边缘的叶片。基本上一台可用的提供动力的汽轮机就不需要其它东西了。用一个汽缸来封住蒸汽，阀门控制蒸汽进入喷嘴。这些阀门由一个管理器顺序控制，应用更多级来有效利用蒸汽中的能量。针对各种原因可能会做其它改动，但基本的，一台汽轮机仅由两大基础组成：首先是喷嘴，第二是转子。

多级结构不会改变运行的原理。增加级数的唯一原因是为了提高特定转速下汽轮机的效率，此转速时一定转速和压力条件下各级具有最大效率。现在通常需要增加汽轮机的级数来获得需要的高效率。一个单级汽轮机如何获得它在运行条件下某一工况点的最佳效率可以通过研究模型汽轮机理解。

假设这个简单汽轮机在它锅炉中有一定的压力，那么连续的蒸汽流将流过它的喷嘴，并且这些蒸汽是以恒定速率流过的。当叶轮或汽轮机转子静止时，从喷嘴流出的蒸汽冲击叶片。但是此条件下转子不会转动，因此不会做功。这是最大转矩、零转速、零做功的工况。

考虑转子转速等于蒸汽流速的另一面。当蒸汽和叶片速度相等时，蒸汽对于叶片没有相对速度，不会产生任何转动效果。这是最大转速、零转矩、零做功的工况。

在两者之间时会有功产生，因为蒸汽总会产生作用力并且使转子一直在运动。但是，由于转速是从零增加到最大，因此存在一点，此时转动作用和速度的效果最好，并使会做出最大功。这是级最大效率的点。

 目前使用汽轮机很少运行在它的最大效率转速下。一般汽轮机转速必须保持一定，这是由调节蒸汽流经负载加载的转速控制器实现的。结构局限限制了汽轮机被造成拥有单级叶轮大到并效率足够到应用几乎所有蒸汽压力条件下的可用能量的一般经济转速。